狙击手是战场上的王牌，作为一个特殊兵种，他们的作战能力极高，狙击手在战场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他们只负责击杀敌军重要的关键人物。但是在真正的战场上，他们是有击杀目标顺序的，第一个击杀并不是敌方军官，相反优先打军官是最傻的。为什么呢？
在战场上，不论哪一方的军队都会有分工，各司其职，从上到下的分配。而狙击手作为神枪手，是有一定的震慑能力的，但是你方有他方也有狙击手，各自都在盯着对方的重要人物随时击杀。所以在战场上第一个目标应该是对方的狙击手。
狙击手不是那么好击杀的，两个同一样的兵种对打，对方的心思都是差不多的。最关键的是狙击手作为战场上的隐形人，藏身在于让人不容易发现的地方。两者距离比较远，他们都是远距离的击杀。所以如果能第一时间就把对方打下来那是最好的，但是几乎不太可能，没有那个狙击手在战争一开始就暴露了自己的行踪，那就是把自己军队送上去给人家打。
所以除了优先打对方狙击手外，他们一开始目标还会放在操作大型杀伤力武器的士兵身上。就比如开机关枪的士兵，机关枪虽然重，但是持续火力强，开枪就是扫射，对面就会倒一大片人。对于对方来说伤害力是蛮大的。还有就是发射火炮的士兵。发射一个火炮扔一个炸弹等会造成巨大的伤亡，所以他们也会成为狙击手的目标。
然后就是作战指挥员，通常在电视上看到的战争片。在火炮开火的时候是有一个人在旁边拿着一面小旗在那里指挥开火，需要向哪边开火就那面旗子指向哪一边。如果这个人被打下来也能减缓了敌方作战的速度。
前面这些都被狙击手干掉之后，后面才是杀死敌人的军官，擒贼先擒王，打下了头儿，小兵就散了。但是在打下这些人的时候，狙击手还要注意自己是否被发现，一旦你出击了，对方就会根据子弹的方向来辨别你的位置。狙击手在击杀敌军的关键人物时候还要防御自己被对方的狙击手杀掉。
所以一个军队一般不会安排一个狙击手，要安排好几个狙击手互相配合，这时候就靠着作战经验和头脑了。第一个就杀了军官是错误的，因为真正的军官很难被发现，他们都会隐藏在普通士兵中。有些还不会出现在战场上。
譬如在中国，蒙元帝国曾经是高度发达的军事-商业国家，然而在帝国的后期，气候变化和瘟疫流行，直接导致了帝国的崩溃。这实际上构成了席卷全球的“14世纪危机”的一部分，“自从‘14世纪危机’之后，欧亚大陆的东西方成了彼此隔绝的区域。寒冷化造成了生产衰退、疾病横行和商业萎缩，丝绸之路的整体活力下降”，“保持着松散统合的蒙古帝国本身也变得支离破碎，从内部走向崩溃。特别是欧亚大陆东西的松散整合和联系，几乎从历史上消失了。这是世界历史上极为重要的大事件，我们现在所通用的东洋史、西洋史的分类，其实是从那以后才形成的框架。”（《何谓“明代”：“危机”下的世界史与东亚》，冈本隆司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
西方学者对于汉字的困惑与迷恋由来已久。譬如大哲莱布尼茨早在1707年就表示：“如果能发现汉字的奥秘，我们就能发现分析思维的工具。”2000年德国汉学家雷德侯出版《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试着回答这个问题。在第一章“汉字系统”里，他这样褒扬说：“五万多个汉字的中国文字是独一无二的。发明这样一个形式系统，在其中能够创制总体数量如此庞大而又可一一辨识的单元，应当说是中国人最卓越的一项成就。这项成就为中国的一切创造了数量与复杂性的标准。”他指出，由于采用了偏旁部首、形符音符作为“模件”，人们在设计、使用、记忆不同的字形时有很大方便。根据认知学研究，中国人学习一个新字只需记住几个熟悉的模件在特定组合中的位置，汉字中的模件也有利于眼睛和大脑快速阅读。更重要的是，正是汉字表意符号的性质，使它超越了地方语音和历史变迁等限制。而欧洲的表音符号，在文字中只记录语言短暂的发音，每当一些说特别方言的人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他们的方言就有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语言，随之需要有配套的文字和文献。他调侃地说：“现在，倘若欧洲人要阅读五百公里以外或是五百年前的文字的话股票配资现状，那么他们就必须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换言之，“读不出”不影响“看得懂”，音韵变化和方言习惯，都不影响汉字的含义，“一位有教养的中国人能够阅读在这个国家的各个地区和任何历史时期撰写的绝大多数文献，即便其完成于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之前。因此，文字在中国成为保持文化一体性和政治稳定的最有力的工具”。
发布于：天津市